《经典里的中国》作者：杨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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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在上一节我们说到，荀子是儒家真正主流的塑造者，不仅在政治上影响深远，在人格塑造上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。那么，本节中我们来说说，一本记载战国游士的计谋全书：《战国策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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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国策》的成书

《战国策》没有确定的作者，流传的版本也有好几种。西汉时期，刘向将汉代皇室藏书中的几个版本，按照国别进行编校整理，最终呈现给了皇帝。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就是经过刘向整理之后的版本，其纪事的时间，大致从春秋以后到秦灭六国之前，符合现在一般认定的战国时代。

《战国策》是一部史书，但它和寻常史书不同，重点记录的，不是某个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，也不是国君的事迹，而是当时的纵横策士在各国的活动，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影响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，曾写过一篇《战国策目录序》，将《战国策》和孔孟之道进行对比。

孔子和孟子整理西周礼乐制度，将其运用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特殊背景中，他们想要在延续旧制度精神的基础上，创建新制度。他们有坚定的原则和价值观，并不会因为国君的态度而大幅度改变自己。

而在《战国策》里，这些游士和谋士的行事风格恰恰相反。他们心中，没有绝对的价值观念，也没有明确的是非立场，在面见国君时，其首要目的，就是要说服国君，因此，他们灵活变通，巧思妙喻，通过对国君心理的揣测，提出迎合国君想法的主张，并以此得到信任和重用。

比如，有关苏秦的事迹中，就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，可以展现出他的机锋百变。

在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中记载，东方大国齐国最重要的公子孟尝君，要冒险远赴秦国。很多人来劝孟尝君不要去，他都不听，苏秦也决定去劝他。

孟尝君知道后，很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么多人来说了那么多道理，只要是和人事有关的道理，我都听过、也都听够了，除非他要说的是鬼事，只有鬼的道理我才没听过。”

结果，对于孟尝君的拒绝，苏秦迅速有了对策，回应说：“我本来就没打算要来说人的道理，就让我来说说鬼的道理吧！”

于是，孟尝君见了苏秦，听他讲了一个故事。苏秦说，他经过淄水边时，遇到了两个人偶，一个是泥土做的，一个是桃木刻的。木偶对泥偶说：“你是用淄水西岸的泥土造成的，八月下大雨，淄水河里涨水，你就完了。”

泥偶回应木偶说：“恐怕不是这样吧！我本来就是西岸的泥土，水淹过来，我顶多就是恢复为西岸的泥土，仍然留在原地。至于你呢？你是东边的桃木做的，下大雨河里涨水，水来就把你冲走了，你会在水上漂啊漂，不知道会漂到哪里去。所以，真正完蛋的，是你才对!”

木偶和泥偶对话，看起来离奇古怪，不是人间之事，而是“鬼事”。但是借这个故事，苏秦进一步劝孟尝君，作为齐国人，去到秦国，就像是来自东边的木偶，根本没有自主权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回得来。

最终，孟尝君听了苏秦的劝告，决定不去秦国了。

在这个记载中，苏秦是非常机敏的，他抓住孟尝君一句关于“鬼事”的玩笑话，编了一段木偶和泥偶的对话，借它们的对话来讲道理。这也是他们策士“人话鬼话都能说”的表现。

所以，《战国策》的重点，不在于记录发生了什么事，而在于什么样的人使得这件事以这种方式发生。人如何借由计谋、口才或临时反应，创造、改变了事，才有可能被载入《战国策》中。

反映社会的剧变

《战国策》里所记载的事件，彰显了从春秋到战国，社会上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包括价值观念的剧变，阶级壁垒被打破，对权力和欲望的极力追逐等等。

战国时期的游士、谋士，既是封建身份制崩坏的象征，也是封建身份制瓦解的产物。他们大多出生于平民世界，在孔子之后，有了受教育的机会，能够学得知识与技能，并有机会面见国君，提出主张，进而获得最高的职位。

在这段变化无常的历史中，苏秦是最具有传奇性的人物之一，他也是纵横家的始祖。

“纵横家”是“合纵连横”的缩写，而合纵和连横，则是因为秦的兴起才有的两套外交谋略。当时，面对强秦，东方六国深感威胁。“合纵”策略主张，东方六国应该联合起来，共同防堵秦国。“连横”主张刚好相反，认为东方各国应该积极追求和秦结盟，这样不仅不用担心秦的威胁，还能借助秦的力量变得强大。

在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中，苏秦刚出场时，原本是亲近秦国、主张连横的。他去见秦惠王，表示自己愿意为他实现“并诸侯，吞天下，称帝而治”的梦想，但秦惠王表示，秦国羽翼未丰，不急于去以武力征讨他国。苏秦留在了秦国，试图等秦惠王改变主意，然而，他多次上书，秦惠王并不理睬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苏秦穷困潦倒，不得不回到家乡。

因为他穷困落魄，回去之后，家人都不给他好脸色看。这让苏秦内心更加悲愤，认为一切都是秦国的错，因此，他改变了连横的主张，决定与秦国为敌。

苏秦被仇恨之心所激励，长夜翻看古籍，最终找到了姜太公的兵法书《阴符》，埋头苦读，一年之后，他带着这一年来学到的种种奇谋，去见了赵国国君，提倡“合纵”之法，主张东方六国形成联合阵线，打散原先各国单独和秦联盟的连横方式，用这套策略来压制强大的秦国。

赵国和秦国相邻，最能感受到秦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威胁，因此，赵王对苏秦大为赏识，立刻封他为武安君，委任他为赵国的国相，并给他丰厚的赏赐。在那之后，苏秦代表赵国出使各国，游说国君们进行联合，并成功地使东方六国结成反秦同盟，大大压制了强秦的势力。

这一时期，苏秦光靠一张嘴，就成为各国国君的座上贵宾，甚至夸张一点来说，他改变了当时天下的格局。而创造出如此辉煌成就的苏秦，起初不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。

苏秦的这段经历，展现了战国时代特殊的价值观念。纵横家不顾原则，没有信念，以追求利益和实现个人价值为出发点，在这个时候，封建的等级秩序、维系亲族纽带的宗法规范，几乎已经在全社会失去效力了。

苏秦以一介平民封侯拜相，达到了一国之中仅次于国君的最高地位，成为后来许多纵横策士的梦想。战国策士唯一突破不了的，是按照血缘传承的国君地位，因此他们的最高目标，就是封相。这也表明，在当时的社会中，一个人在社会上机遇很多，等级变动幅度也非常宽泛。

全新的效忠关系

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人与人之间的效忠关系变得非常微妙。尤其是在战国时代，人才的流动性很强，游士们几乎没有“祖国”的观念，只要受到国君的赏识，就可以立刻为他效劳。

比如，张仪是魏国人，他到了秦国去，见到秦惠王，立刻表示自己要誓死效忠。这既是游士争取国君信任的方式，也显现出人臣与国君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动性。臣子可以自由选择效忠的国君，国君也可以筛选能臣，没有一定之规。

《战国策》里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做的，这也是它被儒家认为异于道统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在这样没有绝对是非信念的人中间，有一个例外的存在，那就是提出了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侠士豫让。

豫让是晋国人，曾经在不少贵族手下当家臣，都没有真正得到重用，直到去了晋国的公卿智伯手下，才受到赏识，他也把智伯当成自己真正的领袖。

后来智伯被杀，封地被吞并，豫让原本逃到了山中，却不愿意苟且偷生，发誓要为智伯报仇。智伯的仇人赵襄子，非常赞赏豫让的气节，也有人给豫让出主意，假装对赵襄子投诚，趁他放松戒备将他刺杀，为智伯报仇。

然而，豫让不愿意这样做，他遵行“君臣之义”，认为自己既然对智伯忠诚，就无法再去赵襄子麾下做事，即使是假装的也不行。之后，豫让两次刺杀赵襄子失败，最终自杀而死。他的事迹，在《战国策》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也被载入了《刺客列传》当中。

豫让对智伯忠诚，是因为智伯是唯一尊重他、看见他才能的人。他坚持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原则，也成为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中，力图匡扶正道、恢复君臣之义的英雄。

在战国时期，封建秩序及其文化价值，破坏殆尽、荡然无存，新的一统帝国原则又尚未成形，人们的价值观和选择，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。豫让所选择的道路，对他而言是至死无悔的，这种对个人信念的坚持，千载之后依旧熠熠闪光；而像苏秦、张仪这样的谋臣策士，善用智计，通过个人能力，获得名声与地位，也具有一种追求个人理想、跨越时代局限的精神力量。